学校里的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

回想小时候，我们面对堆积的作业，失去自由的课堂灌输教学，古板的老师,死记硬背几乎不动大脑的教育方式等，一开始你会讨厌这些，感到受虐，但渐渐地服从了它，慢慢地到依赖，当你离开它时，你会不同程度地感到不适应。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来说，这学校的强大让你觉得无路可逃，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来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它，你几乎没有逃避的可能，这被称为唯一的出路，这些家长和老师已经对你耳膜轰炸过无数遍，而当你绝望时，它可能会给你一点自由空间，小恩小惠，让你对它既服从又感激。这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那座高墙,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在中小学放假时，一开始学生往往会很高兴，感觉得到了解放，慢慢地他们又想回到校园中,这点在学生高中升大学时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正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体现。

由于人本身有希望被肯定的天性，老师出于管理班级的需要便利用学生的这一天性，往往会树立一些听话且成绩优秀的同学的典型来作为班级的榜样，夸奖他们，然后刺激其他学生，由于在那个天真年幼的年龄，学生缺乏自己的判断能力，喜欢盲目跟随，易造成羊群效应。而当环境中都是被驯化的人时，他们又会对其他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那些比较有个性，不易轻易随大流的人，他们会受到来自同龄人强大的压力，而且我们从小的那种文化讲究统一、服从，却很少教育独立的人格精神的重要性，所以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也不得不被同化，再加上家庭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下对子女学习的高标准要求，在各种压力下，学生也渐渐地在精神上趋于服从，由此在校园里渐渐形成了群体性斯德哥尔摩效应。

从教科书到各种口号，从小学的班干部少先队到团员再到党员，干部是由上级钦点来管理下面，从小就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等级、服从，在组织面前好好表现，由此可有获得提拔，这便是一个最初级的政治，一个官场的原始雏形。国外中小学从来没有班干部这回事，这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下在校园的投影。曾听过一则消息，一美国学生在中国学校里上了一天课就下决心再也不去上了，他清晰的表达了自己对这死板教育的看法并以罢课抗议，还有一位国外教育专家来到中国后也对中国教育的落后死板感到吃惊不已，这些才是正常的反应，而国人很多已经麻木了，因为学生的父辈是从比这更加僵化的教育里出来的，社会觉醒的力量还未强到真正改革这一体制。

教育体系是这政治体系下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学起就生活在这种政治体制管道中，各种口号，到各种官方媒体的新闻，形成了我们生活的这一种垄断的舆论氛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被体制化，尽管我们内心也几乎有过挣扎，但渐渐地就被驯服了，中国人正是契科夫笔下的套中人。